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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和位于四楼的房间几乎可以直接排除其他方法入室的可能性。密室环境只是凶手误导警方的手段，第一案发现场大有可能不在房间里，那么，夕祷和晚餐之间这段道格拉斯在告解室的时间似乎很值得注意。然而，结合路易和那位神父的说法，整个下午，告解室空无一人，道格拉斯只能向空气告解。

这种事在一些教堂（比如泽维尔常去的那个，因为帘子完全隔断了两边的空间）有可能发生，但修道院告解室里的纱窗至少足以让人看见对面的人影。

这就意味着或许有一个值班表记录之外的人填补了空缺，坐在告解室另一头聆听忏悔。而很可能正是在这时候，这个无名之人给死者注射了某种致敏药物，但如何让死者心甘情愿伸出手又成了疑问之一。

“显然是个受死者信任的人，比如，医生？”警员安迪说。

“不如说是个大家都熟悉的人，”泽维尔说，“这个人有正当的前往告解室的理由，出现在那里和空气一样自然，像列车员之于火车——那种在你面前走来走去也不会引起注意的人。”

由于从藏书阁的窗户能看到告解室那边的情况，泽维尔转而问加文有没有注意到任何人进出，加文茫然地摇头：“抱歉，我常坐的那个位置不容易看见窗外……而且我也从没有在意过窗外发生什么。”

“好的，谢谢您。”

单独谈话结束之后，泽维尔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

“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个凶手的形象。他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可信赖的，而且有出入各个地方的自由。他或许不算顶有经验，但至少够聪明，而且对药毒物学有所了解，唯独差点运气，”泽维尔说，“事实上，对于死者这种情况，并非每次都能在尸体体表看见大泡或红斑等直接指向过敏的特征，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完全可能什么也没有。酷似哮喘的症状甚至足以影响法医的判断——尤其在死者本身就是哮喘患者的情况下。再加上没有嫌疑人以及密室情景的误导，粗心的警方可能会直接以意外定案，不会再交由药毒物学检测。”

“没有嫌疑人？泽维尔先生，我有异议。这里明显的问题是，”警员安迪翻看自己做的笔录后说，“路易医生受人信任、是原本应该坐在帘后聆听告解的神父，而且显然最容易掌握修道院里某个人的身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