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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就我个人而言，外科手术令人兴奋的地方在于它能将破损机体进行修补的功效，它直接将地球上最复杂精密的仪器——人体剖开了摊平在你面前。刨除掉我们关于人体的那些无谓想象，这个过程是极具挑战智力和想象力的。我能理解西方中世纪偷偷进行解剖研究的艺术大师和医学先驱为何如痴如狂地躲在墓穴里解剖尸体，因为人体这项造物实在令人惊叹不已，心醉神迷，天才的外科医生能独辟蹊径，实验性地对人体进行改造，与它的基本运行规律相搏斗，并进而令这部仪器按想要的方式运作。

为了这种激情，我产生了治病救人的念头。

也即是说，治病救人是在此之后附带的东西，最初的原始的冲动，是被修复这台精密仪器的欲望所占据。

但我现在已知道，这种观念有不能承受的风险。

因为我面临的是一个没有回转余地的矛盾：我在技能层面是在修复一部称之为人体的仪器，但在情感层面，我对着的，毕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会呼吸，会行走，会微笑，会思考，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活过的痕迹的人，也许那个痕迹，还会远远比张旭冉能留下的，深刻得多。

所以我不能忘记那个死在我手里的男孩，因为我不能忘记的是，在我切开他的胸腔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如何修复这台仪器，不是如何拯救这个人，我想的是孟冬和他的索菲亚那些令我肝肠寸断的破事。

我手持手术刀，切开男孩单薄的胸膛，熟练查找心室问题，我下命令，我指挥一场战斗，但那个时候，我想的不是如何取胜，而是别的事情。

属于我自己的悲恸的事情。

我后来发现，作为他的主刀医生，我居然连那个男孩长什么样都不记得。我依稀有他很瘦弱单薄的印象，但他的五官如何，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的脸稀薄得就如一层雾气，跟病床上的白色被褥合二为一。

一个在记忆中没有脸的男孩，我却让他的命在我手上白白流失。

这不是良心谴责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要深刻得多，我清楚地知道，在拿着手术刀那个时候，我是痛苦得恨不得死去的，我确确实实，在琢磨死亡的事情，就像找到一个解脱苦难的绳索，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