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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亲自倒了一杯水，环着她的肩膀替她揩眼泪，说自己在美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方面没有太注意，可能她思想比较传统，无法接受。查朋义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应该慢慢适应，这是将来到社会上都要面对的事情。

瞿男说，谢谢査老师。

于是查朋义走哪儿都带上她，说这是我的得意门生。

那几个男学生听了，都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但她还是不习惯查朋义的“洋派礼节”，每次他撩她的头发，握她的肩膀，她的牙关都咬得比石头还紧，手心里掐出血红的指甲印。

我觉得这样不对，但不敢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立场指责他，瞿男说，我只是他的学生，而他是德高望重的老师。

我觉得是自己没见识，大惊小怪。她说。

这煎熬一直到研三上学期的期末，查朋义带她参加一个会议。

她激动地一路上都在说话，本子上记满了会议上各个专业研究人士发表的新论文观点。查朋义听得不耐，打断了她，说这种机会以后多得是。然后稳稳停住了车，把手按在了她的膝盖上，缓慢而有力地向上抚摸，认真得像他平时讲解研究课题。

她惊恐地几乎从车里跳出去。

查朋义沉下脸，说我什么朋友都有，你尽管去告，想整你我连脑筋都不用费。你还想要毕业证和学位？回老家跟你爸妈种地吧。

她痛哭流涕地求他。

查朋义把她赶下车，只说了句随便你。

第二周，通知说全体去会议室开会，她坐在会议室里，全程没有抬头。等到散会，她发现还没有等到一句关于自己论文时间的安排，于是问：“査老师，我上周发给您的论文……”

查朋义没有拿正眼瞧她，说，你架子倒大，往我邮箱里一塞就完了？晚上七点之后我有空，你带着论文过来，不来就算了。

她觉得自己从来没这么清醒过，站在办公室外面的时候，冷风从一整个走廊灌进来。

瞿男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沉默。

那铃声仿佛锯子在割她的耳朵，她咬得下唇泛白，把手机拿出来，只是一眼，我清晰地看见她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没有名字，只是一串手机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