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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外国，“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他评论这点时说：“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国家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他批评中国人，“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利玛窦发现，正是出于这种超阈度的文化优越感，“中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在他看来，这种对外来文明的顽固拒斥，使得“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

利玛窦来华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反超中华文明的关键时期。由于拒绝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以推动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中国在世界之林中的地位自此以后日渐低落，这也造成在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中国在科学领域毫无建树，世界公认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大陆培养的国人真是寥寥无几。利玛窦是中华帝国文明夕照的最后目击者之一。他在华长达二十八年，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中华书局出了的精装本，以上大多是精装本中译本序言。）

1644年，明朝灭亡，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就对历史进行了反思，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最可恶的就是皇帝）。清代中期，戴震批判朱熹理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可惜这些声音都泯灭在了混沌中。到五四时，醒来的青年睁眼看到外面的世界，愤怒地呐喊儒家经典，写的就是“吃人”两个字（鲁迅）。对传统文化失望之极的几代人彻底摈弃了传承千年的儒学传统，但是，在没有外来文化的替代下，这种摈弃简直就如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最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又一次重复了历史……等到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