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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相见。她会幸福的，因为她是一个优秀的女孩。而且，她是那么善良。

我的父母从我的脸上看到了快乐，他们以为是骆格格的原因，是她打到法国的电话解开了我的心结。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儿子爱上了一个同性的事实，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以及所处的年代决定他们不会认同这种禁忌的爱。我宁愿让他们继续误会着。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结婚，因为我和我的伴侣认为，我们的爱情不需要婚姻这一纸空文来约束；我们也不会要孩子，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容不下任何第三者。我的父母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意见，毕竟，儿子自己感到幸福是最重要的。他们已经不再看重传宗接代。

我给DOUBLE家里打过一次电话。一个年轻女人说：“他早就搬走了，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对于他，我还是那两个字：保重。

我与DO乐队的其他人失去了联系，旧的手机号码成了空号。不论他们在哪里，我会为他们祝福，并且在心里感激他们。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他们接纳了我，我希望社会也能接纳他们。因为，不了解并不代表有权利轻视。

2003年元旦，马潇潇邀我们去母校的音乐厅欣赏新年音乐会。看着校园里那些拿着各种乐器匆匆而过的学生，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们。他们之间一定也上演着各式各样的故事，音乐，欢笑，爱情和拳脚。

从音乐学院出来，长安街已经灯火通明。我和齐歌聊着我们的学生时代，走上复兴门立交桥。

俯瞰着桥下的滚滚车流，我对齐歌说：“以前我一个人从这里走过时，总是忍不住地想，从这里跳下去，是被车轧死的概率大还是摔死的概率大。”

齐歌用探究的眼神注视我良久，缓缓地说：“那你就跳下去试试。”

我刚想笑，手腕却被他猛然攫住，滚烫的掌心紧贴我腕上的伤疤。

因为第二天晚上有演出，团长慈悲免去一个白天的排练，我洗澡便刻意洗得认真些。等我从浴室出来时，齐歌已经躺下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