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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折射出近乎刺眼的光……尖锐、冰冷，又仿佛是仇恨。

“‘朗诵者’是一个曾经的受害人们组成的互助组织，长时间得不到正确纾解的创伤会伤害人的信任感，有时会伴有过度警觉、攻击性强的症状，会改变一个人的人格，使自己异化、孤僻，与社会上其他人的隔阂感不断增加，只有面对同等遭遇的人群时，才能产生归属感——这是互助组织之所以有益的原因。”

“但正常的互助组织，是让受创伤者在一个相对舒适、有归属感的环境里，由专业人士引导，在彼此正向反馈中疏导压力，接受事实，慢慢走出小圈子，回到正常的生活里，而不是让他们互相沉浸于对方的负面反馈，加重和外界的隔阂，最后发展成一个封闭、孤立、抹杀了独立意识的小团体。”

“关于群体性心理研究的文献很多，著名的巴黎九月惨案、卢旺达大屠杀都是典型案例，而‘朗诵者’的发起人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成功地构建了这样一个团体——他们认为自己是被迫害的、正义的，创伤性的过度警觉被不断加强，最初对于加害者的仇恨，会像一碗加满的水，溢出后，扩散到外界所有人身上——他们感觉到的不公平，都是社会的错，是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的错，至于本该主持正义的警察，更是渎职无能，罪无可恕。”

“最后小团体以外的人被物化，可以轻易成为复仇的工具，即使伤及无辜，也被视作是复仇和正义之路上必要的牺牲，”费渡的目光扫向所有隐含愤怒的刑警，“但是‘复仇工具’和‘复仇对象’是不一样的，为了增加团体的凝聚力，他们必然存在一定的信仰，培养这种信仰则需要仪式感——例如对犯罪者‘以牙还牙’，死于他犯下的罪行。”

“你的意思是，朗诵者的发起人范思远，从他在第一次画册计划时杀第一个人开始，就设计了这个团体。”骆闻舟问，“杀人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什么‘凝视深渊’式的走火入魔。”

“不是，”费渡说，“这个团体构造稳定，成员精简，凝聚性强，非常忠诚，是范思远有意识地设计培养出来的，他最早当‘义务警察’，谋杀没有得到惩罚的嫌疑人，并不是出于义愤，如果范思远早接触过朱凤，应该意识到了精神病院里关着的那个人不是真凶，杀他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