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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机的主席一年一换，选片主席却是一做数年的。

一边不让导演说好，一边不让导演说坏，好好地想讲讲故事为什么就这么难呢？一部片子从头到尾总有“好的”也有“坏的”啊。重点是警察吗？不是的，是哑巴，是“我”呀。

他觉得，电影这样好的东西，应该是造福人类的工具，而不是国家战争的武器，他可能是太天真了。人类、国家有时冲突，这个平衡究竟在哪只有时间能给答案。他们需要一点一点地向前走，注意结果，试探边界。

谢兰生也十分明白政治复杂，可他还是忍不住想：你们是否太敏感了？一部中国文艺电影究竟能有多少人看？真会因为一个故事喜欢中国、讨厌中国？警察“好”于是喜欢，警察“不好”于是讨厌？喜欢讨厌又能怎样？还有，如果有人因为电影就喜欢了或讨厌了，错的是他自己本人？还是电影导演？

电影变成这个样子，最后，一群导演讨好这边，一群导演讨好那边，好多事儿全变味儿了。

谢兰生真想不明白。

在与主席“争吵”这晚，谢兰生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xx峰会，上面众人宛如演员给观众们认真观看，突然之间脑子里面就浮现出一句话来：电影，是高明的政治；政治，是高明的电影。

…………

经过这样一遭子事，谢兰生也懒得再带参加电影节了，包括一切的电影节，他可不想再次经历戛纳前的那些争吵了。

说不定，他以后都懒得去了。

反正，他还有钱，而且不少，可以再拍好几部呢。“文艺复兴国际”的Bill又把卖出10万磅，也就是英镑贬值后的15万美元。

决定不去电影节的谢兰生便开始带着在中国转悠。

1994年，中国的大中城市“咖啡厅”如雨后春笋。

谢兰生想“咖啡厅”的大多顾客比较“文艺”，说不定会喜欢电影，于是他便带着一家一家咖啡厅谈，说帮对方打造特色、吸引顾客、赢取竞争、增加利润。他说，自己可以放映电影，这样，文艺青年在他们的咖啡厅里便能看到电影院里看不到的市面上也买不到的三四部文艺电影，其中曾在都灵一举拿下最佳影片，则在戛纳一路杀进竞赛单元，而